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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朱元璋“铁血”反腐为何不成功——腐败经济学分析  

2016-02-18 22:36:25|  分类: 文化直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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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朱元璋“铁血”反腐为何不成功——重在“被发现”而非“被重罚”

贾也:朱元璋“铁血”反腐为何不成功 - 贾也 - 码字发条——贾也的博客

 导语:从《大明王朝1566》说起

笔者近来在读刘和平的《大明王朝1566》,一部极其精彩的反腐作品,一开卷就即难以释手,终卷深思,大明王朝对贪官历来最强调反腐的,不仅推出了锦衣卫这个“窃听风云”的机构,而且推出了“剥皮揎草”的酷刑,然而非常吊诡的是,明代也是中国吏治最败坏、价值与信仰崩盘的时代,“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这是为什么呢?

最近中纪委发文称:有人并非痛恨腐败,而是自己未分到一杯羹。其实,症结之所在就是人皆有贪欲,有了贪欲就可能搞起腐败来。也就是说人皆腐败之可能,只要无论是谁。

 

一、反腐靠重刑难有出路

贪欲如洪水猛兽,宜当疏浚,不宜强堵。

现在大家都在喊杀贪官:喊枪毙十次者有之,喊凌迟处死者有之。但反腐这事如同革命:革他人命极易,而革自己命极难,同理,反他人腐极易,而反自己腐极难。究其原因,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们痛恨贪污腐败,并非源于真心,痛恨的只是自己未能分到羹;人们痛恨社会不公,也并非源于真心,只是痛恨自己处在不利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人人皆有贪欲,只是没有搞腐败的权力。这就是反腐困境之所在,一窝腐、N连腐的现象,比比皆是。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的是:反腐用重刑,或用非法手段,效果适得其反。

大明朝的朱元璋反腐就是用重刑的,他认为朝廷加重对官员的处罚,就可以减少贪腐发生率,于是用严刑峻法,不惜用上“剥皮揎草”搞恐怖,再用上“窃听风云”搞特务,就可以降低腐败率。

但问题就出来了,正常监管机构“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对官僚系统的监察逐渐被特务机构锦衣卫所替代,而锦衣卫又不走正常司法程序的。虽然朱元璋意识到了这一点,限制了锦衣卫的权力,但是锦衣卫还是慢慢做大。好了,问题又来了,这之后锦衣卫的贪腐谁来管?难道皇帝亲自管吗?

更为严峻的是,锦衣卫毕竟只是皇帝的锦衣卫,精力非常有限,无非假借皇帝之诏,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巡查,是典型的权力反腐陈法,总有其纰漏之处。最终明朝反腐的结果,徒徒使锦衣卫成为皇帝加强皇权的工具,而吏治却越来越腐败。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以套用法学泰斗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的一句来解释,“法律的震慑力,源于承担犯罪后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担犯罪后果的严重性。”

如果理解贝卡利亚非拉话呢?就好比为了加强交通秩序管理,规定最为严厉的交通法,闯红灯扣12分罚10万,但是撤走摄像头和交警;另一种方法就是扣6分罚200元,遍布摄像头和交警?你觉得哪个更有效?当然是后者效果好,因为后者要承担违反交通法规后果的必然性,而前者可以侥幸逃脱惩戒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怕死的,贪官也怕死,为什么明朝的贪官偏偏学起革命者夏明翰来了?关键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管,被抓成为小概率的事。在这种小概率之下,即使被抓了,也只有感叹自己倒霉了,并不会悔改自己的贪腐。那些没被抓的贪官也不会引以为戒的,只有感叹一下被抓的倒霉,并更加小心不被抓。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社会里,终归圣徒少而歹徒多,刑罚越是强硬,那么新进入体制内的官员就越是穷凶极恶之人,等到体制内全部被歹徒所把持,那么他们官官相护,甚至会调转枪口,用重刑来对付仅有的几个圣徒。可以完全这么说,大明王朝这个政权就是这么完蛋的。

 

二、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贪官是如何产生的?一般流程无非就是四个步骤:生贪念——搞腐败——被发现——受惩罚!

在这个流程中,要达到最后一步,是需要有前面三个步骤的,而获得腐败的利益就是第二步骤。这样就可以看出来:最关键的还是第三步,那就是“被发现”。贪官并不是不怕“受惩罚”,即使不遭受剥皮揎草死罪,也是身败名裂的活罪,只不过他们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万一没“被发现”呢?那就不需要付出成本的。正是这种侥幸心理,让他们抱着可能不会“被发现”的心态肆意地“搞腐败”了。

俗话说得好:杀人的生意有人做,不赚钱的生意没人做。这里有个贪腐成本收益的问题,号称解读人性的经济学巨擘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用成本收益分析研究过人类犯罪的问题。

在贝克尔的模型里,无论贪腐还是其它暴力犯罪,或是一般的违法行为,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对于理性的人而言,都是因为违法行为可以以低成本获得超额利润,且这种行为存在极大负外部性(即法学所定义的社会危害性),所以从帕累托最优的角度,需要对其进行限制。具体限制的途径就是提高违法的成本,使之正好失去超额利益,即法学上所言的刑罚相适原则。

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以刑罚作为变量的犯罪成本曲线,是大致呈凸性的,即“边际刑罚威慑力递减”,这种凸性在趋近于零的区域极强,也可以理解为所谓的“初始刑罚威慑”是很高的,到后来就是失去应有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而言,重刑罚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会破坏法律的罪刑相适原则,造成负外部性(即法学所定义的社会危害性)。与之相反的是,破案率犯罪成本曲线则是呈凹性的,这是人的机会主义心理决定的。也就是说,相对于低破率加重刑的组合,高破案率加轻刑的犯罪威慑力更高,且高的多。

对于腐败而言,低破案率就是上文所言的很难“被发现”。朱元璋虽然强力反腐,但是在贪腐行为的破案率是极低的情况下,即使在各种侦查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很难做到较高的破案率,就这导致官员很容易笃定自己不那么倒霉,会“被发现”,选择了“搞腐败”。这不仅是大明朝和现在中国反腐的困境,也是世界各国反腐的困境。

 

三、“红绿灯”与“摄影头”

正因为如此,与其研究对贪官处以怎样五马分尸、株连九族、凌迟处死、剥皮揎草的重罪酷刑,哪怕是一千种不得好死的方法,都是无济于事的,不如去研究如何建立更好“被发现”机制,即凡“搞腐败”必“被发现”,这样就让贪官在贪之前,想到一定会“被发现“的后果之后,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就会选择不去贪的,好的制度就是纳什均衡,最终在成本和后果之间达到均衡。

最关键还是上文提及“红绿灯概念”,并不是闯红灯扣12分罚10万就行之有效了,就可以放弃摄像头和交警了,而是闯红灯扣6分罚200元,然后补足摄影头和交警,要做好“被发现”的文章,那么就逼迫大家必须考虑起闯红灯“被发现”成本,因为这里没有侥幸之可能了。

将“红绿灯概念”应用于中国官场反腐,贪多少判几年就相当扣几分罚多少钱,而“摄影头”相当于各方面的监督,而“交警”就相当公检法司和财政审计。

也就是说要建立制度反腐,就必须要有良好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说白了,权力必须分开,应该多头来搞,你一个地方政府,公检法司和财政审计都归地方党政一把手控制,又不允许民众充当“摄影头”的角色,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落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流弊。正因为如此,个人认为:公检法司和财政审计都应该从地方政府剥离出来,中央垂直管理,并加入让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扮演起“摄像头”的角色,发挥民意代表的作用。

反腐制度建设的未来,应该更多的权力从地方剥离权力,应该更多的监督交给社会:当市长不能直接管反贪局长、检察院长、纪检委的时候,反贪局长、检察院长和纪检委才敢查敢抓市长当市长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和质询的时候,民众就敢要求市长执政必须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不过,现在还不可能到这一步,所以基本没戏!

至于目前纪检部门通过加强巡视方式来反腐,这种通过巡视来增加贪官“搞腐败”“被发现”的概率的手段,本身就会陷入困境的。其机构其作用都与明朝锦衣卫类似,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起到反腐的作用,但是无疑弱化了公检法司和财政审计制度本身反腐的作用,就像锦衣卫弱化正常监管机构“三法司”的作用是一样的道理。

 

结语

历史使人明鉴。让历史照进现实,我们发现:纪检部门的巡视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抽查制度,并非起到“摄影头”下的监督制度,被关照的对象更会认为自己是倒霉了,并不会悔改自己的贪腐,而那些没被抓的贪官也不会引以为戒的,只有感叹一下被抓的倒霉,并更加小心不被抓。

 

个人微信号:jiaye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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