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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版廉政公署胎动:不看广告看疗效!  

2016-11-10 22:53:25|  分类: 无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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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内地版廉政公署胎动:不看广告看疗效!

内地版廉政公署胎动:不看广告看疗效! - 贾也 - 码字发条——贾也的博客  

导语:内地版廉政公署胎动

据新华社近日报道,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将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最大的亮点就是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将行政监察上升到人大授权高度,从而提高监察的独立性、破解“同体监督”难题。

这确实是政治改革的利好消息。此次选择京晋浙三地,中央用意深远,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国首善之区,高官多;山西是腐败重灾区,中国中西部,贪官多;浙江是浙江大省,中国南方,民营企业家多,三方面都考虑到了。

 

一、历史的温情:监察制度简史回顾

一般预料,这项政治改革的意义深远,等到京晋浙三地试点成功后,必将在全国推广开来,从而打破中国现有的政治格局。具体而言,宪法目前确实的“一府两院”(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制度可能会改变,形成“一府一委两院”的体制架构,也就是说是迈向“四权宪法”了,已经接近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设想。

不过,监察委员会这个机构并不新鲜,不妨在此温故一下监察制度的简史。

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其实有两大“政治遗产”,除了用人的“科举制”之外,就是管人的“监察制”。

中国的监察制度滥觞于秦汉,早在秦朝初创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为了加强吏治维持统治,就设置了专门的监察机构,负责对中央机构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监察,在东汉时机构有了“御史台”的专用名。

此后,监察制度经历了南北朝的纷更、隋唐的全盛、五代的没落、宋元的复兴,明清的异制。“御史台”这个机构也历代沿袭,并有“宪台”、“兰台”、“乌台”的别称。直到元朝,“御史台”依然是权力中的枢,与“行枢密院”、“行中书省”并立。明朝草根皇帝朱元璋废“御史台”改置“都察院”,不过权力相对弱化,部分监察功能落入加强皇权的“厂卫”机构,而“都察院”这个机构直到满清灭亡才消亡。

孙中山认为监察制度是中国伟大的政治遗产,与国家现代化并不冲突,值得我们国家承续下去的,因此,在其宪法设想中里增设了监察权一项,并想成立最高监察机构——监察院。在1947年民国政府在大陆曾选出第一届监察委员180名的,可惜民国已经进入尾声,转眼就退守台湾孤岛。

让历史照进现实。目前我们的监察机构挺多的,党委序列有纪检部门;行政序列有政府的监察、审计、预防腐败等部门;司法序列有检察院的反贪局……但九龙治水,落个了水漫金山的结果,腐败问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出现了冗官冗职的局面。

比如政府系列的监察部门,作为政府机构组成部分,只能监察政府官员,作用只不过是自己监督自己罢了,效果相当于“自罚三杯”,自然收效甚微,而且无权监督司法(法院、检察院)人员和社会团体,因此,这个机构一度处于“停摆”状态。

正因为如此,1993年进行了党政监督制度改革,让行政系列的监察和党委系列的纪检合流,即纪委与监察局合署办公。合署办公之下,对于我们吃瓜群众而言,只知纪委不知监察的,说明“挑大梁”还是纪委,反腐依然是党内事务,因此深受党政不分的诟病。当然,还存在制度缺陷,这种机制只能管理政府官员和党员,对其他人员也不能涉及。

如今建立监察委员会,整合了多方面的资源,对人大负责,中央垂直领导,同时又与政府、法院、检察院同级,成为“一府两院”后的第四大机构。可以说,既正了名,又有法理依据,如此改革当然是件利好之事。

 

二、现实的骨感:监察制度改革前瞻

设立监察委员会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而且改革力度确实挺大的,整合了多方面的资源,将党委序列的纪检部门、行政序列的监察部门、司法序列的反贪部门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强势的监察机构,完成全方位的监督,最重要的是对人大负责,所以呢,直觉就是权力可能比“两院”还要大。

众所周知,人大作为立法机构,与此同时,又是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司法部门是不同序列的,借此确实可以实现人大的监督的功能。我们从中办的文件中可以看到新成立监察委员会由人大选出,说明其本身已经脱离现在的行政系统,对于地方一把手权力的限制的还是比较显著的。

因此,有人才会目前的政治框架,是开启“一府一委两院”的体系,也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各有归属了。这次政治改革步子确实是迈得比较的,说明中央对建立制度性反腐的决心很大,反映政治改革决定“还权于人大”,让它承担起监督的功能。

但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人大虽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其存在如同“萝卜章”的形式,人大的权力一直在“弱化”和“虚化”中,且乱象横生,就像贿选丑闻迭出,从南充贿选案到衡阳贿选案,再到辽宁贿选案,早已不是孤例,人大代表俨然成一种政治犒赏,甚至沦为权钱交易“的社会产品”,代表往往是非富即贵的人充之。久而久之,人们早就累觉不爱了,试问谁会相信人民代表真的有那么一点民意基础,或者说谁又能说出自己的代表?

人大代表质量堪忧的同时,人大机构也在慢慢地异化。

众所周知,人大主任由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已成为我们国家的政治惯例,而且近年来一直强调这个惯例,要加强党委对人大的领导。于是,国家权力的运作中,一般都是党委决定政府干部任免的,基本程序如下:党委决定,人大决议,人大只不过走个程序而已。因此,这种政治改革,无疑更可能会强化地方党委书记的权力。

中国政治格局,真正的地方“一把手”并不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实质上是当地的党委书记。也就是说,这项政治改革并没有制约起党委书记的权力,反而将权力高度集中在党委书记一人手中,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倾向可能进一步加强,依然无法走出“自己监督自己”的窠臼。试问监察委员会在党委书记的控制之下,与当年明清的“都察院”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的。

因此,监察机制的政治改革到底能不能起到反腐的作用,许多人是心存狐疑的,这个内地版“廉政公署”,确实与香港模式同日而语。会不会像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司法改革一般,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不过,政治改革能启动本身就是最大的利好,我们要抱有希望的,对于此次重大的政治改革,不妨广告词来一句:不看广告看疗效!

结语

让制度有效运行起来才是根本。在改革监察制度之前,必须先让人大真正的独立起来,代表有了真实的民意基础,而机构不被党委和政府架空,才有可能让人大真正发挥起对党委和政府的监督功能。当然在实现自上而下“监察”的同时,还要加强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这就必须从制度上切实保护群众监督的权力,比如公开官员公财产,放开舆论管控等等。如果这些障碍没有从制度上扫清,那么监察体制改革要出效果确实要打问号的。这好比饭店做菜好坏,不是顾客来评价打分,而是店老板自己评价打分监督自己,这样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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