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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字发条——贾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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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比非典更严重的戾气正在国内蔓延   

2016-01-22 00:07:35|  分类: 文化直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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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中国社会戾气是如何养成的?

贾也:比非典更严重的戾气正在国内蔓延 - 贾也 - 码字发条——贾也的博客  

导语:比非典更严重的戾气正在国内蔓延

近来恶性的事件频发,进入2016年不到1月的时间里,从宁夏公交纵火案,到江西男子驾车撞人,再到湖南嫌犯43小时连杀6人……都是血淋淋的事件,闻之内心收紧,不禁要问:这个社会安全吗?咋都是满满的戾气?

现在,人们往往因为一些小事,有人强迫别人下跪求饶,有人使用暴力,把别人打到头破血流,更有甚者,有人捶杀、毒杀舍友,有人装疯阻拦救护车救人,有人将婴儿摔死泄愤……在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我们社会为什么满满的戾气?或者说戾气是怎么养成的?

 

 

要说戾气,当先说戾。何为戾?《周书·谥法解》:“不悔前过曰戾,不思顺受曰戾,知过不改曰戾。”戾气实为佛教用语,指的是败事要做得狠,偏向走极端的一种心理或风气。

当然有人指出:说中国社会戾气太重是杞人忧天,中国毕竟是个人口大国,有14亿之众,基本用同一种语言传播的国家,各类极端事件随便去一扒,就是铺天盖地的节奏,再加上自媒体的转发、评论,即便是千里之外,好像都是发生在自己身边一般,哪里有好心情?给人满满的负能量!的确,如果缺乏统计意义上的数据支持,我们是不能说中国报复社会的行为非常多,这确实是国人自找麻烦式求个人心理阴影面积。但无可回避的是,此类恶性事件确实呈上升趋势。

一般而言,戾气是个体和环境作用的产物,纷杂的环境裹挟着精神和物质的多维刺激在每个不同的个体身上留下不同的烙印,激起不同的反应。因此,戾气的源头更多的是环境,而不是个体本身。对于社会环境的原因,不妨由笔者来深入探讨一下:

一、社会规范的断裂

当今之中国,依然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之中,旧的社会规范失效了,而新社会规范尚未建立起来,民众茫然不知所措,内心很撕裂,套用口熟能详的大白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中国人性格是一个如何的心路历程?不妨简要回顾一下。

旧的社会规范,虽然讲究伦理纲常,注重忠君孝亲“维护秩序”柔顺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也含有杀气腾腾“报复社会”暴戾的一面,也就是说,旧的社会规范中存在诂满满的负能量。比如大家熟悉的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的张飞和《水浒传》的李逵就是最典型的范例,他们稍有不顺心,立即是“一股无名之火涌上心头”,进入乱砍乱伐模式,六亲不认,杀红了眼,至于《西游记》的孙悟空,那更是要大闹天宫,杀上了天的节奏,是何等的快意恩仇?中国人传统性格中,从历史的画面而言,确实存在暴戾、残忍、腹黑的一面,比如黄巢的吃人、张献忠的杀人,屠刀砍向的就是无辜的“两脚羊”,翻翻华丽丽中国二十五史,那是浓浓的戾气满溢的暗黑史。

中国社会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之下,被迫走向现代化,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以放弃沿袭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为代价的。旧有传统根深蒂固,新的观念来势汹汹,中国社会开始迷失,并且沦为“丛林社会”,那是一个军阀、土匪主导的强权时代,典型的强食弱肉,迎来了晚清以来近百年的乱世局面,人们深受苦难的煎熬。

1949年收拾了旧山河,建立了新中国,进入红通通的老毛时代。那个时代看似有了一点社会规范,但只是慑于政治高压罢了,只不过是幻觉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政治太强势,虽然传统规范如儒家伦理、乡村宗教等被摒弃了,但是个体生活几乎全部是公共生活、政治生活,根本并没有形成新规范来指导私人生活领域。那时代的人们,全身心地交给了党和政府的,即听党的话,服从国家政府的安排。泛政治化的结果,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全面破产的边缘。

穷者思变,中国选择最终选择了放开经济,即大家熟知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虽然经济领域突飞猛进,但是政治领域、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等各个领域没有全面放开,或者说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从经济领域而言,我们拥有了一个更好的社会,让大多数人拥有现代性的生活,然而大众价值观念、判断标准却没有像经济一样快速更新,我们这个社会没有自己的社会规范,而又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视为大防。我们信什么?拿什么来安身立命?一直是一个困扰着大家的社会问题。

以前有篇流传得很广的文章曾说,中国,你的发展速度太快了,请停下脚步等一等你的灵魂。的确灵魂跟不上物质的速度就是造成我们如此暴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为如此,人们内心充满撕裂感,使得大家情绪更强,道德攻击更明显,更容易付诸暴力行动!

二、社会急速转型期。

近几十年来,大众被飞速发展的社会裹挟着向前,从“熟人社会”进入“半熟人社会”,进而又快速进入“陌生人社会”,可以这么说,我们社会正是处于“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社会转型的过度阶段,典型的“半生不熟”状态,就像青苹果的味道,涩涩的,涩到牙酸发冷的程度。

从社会文化而言,中西方确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西方社会是一种“罪”文化,而中国则是一种“耻”文化,从中国传统儒家社会转向西方主导的现代社会,转型之痛,自然有某种不适感。

“罪”文化依靠个人的“自省”,怀揣着宗教的虔诚,预设了一个“上帝”,人们依赖“上帝”的注视,认为“上帝”是无处不在,而且高高在上,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你,所以你的所作所为,需要向上帝倾诉或忏悔。而“耻”文化依靠“他律”,怀揣着长者的敬畏,现实中的“君亲”,需要熟人来注视你,也就是一群你熟悉的他人包围着你——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你的伯伯叔叔……做得好,说你有出息,是孝子贤孙;做得不好,就来唾弃你,是不肖子孙。无疑前者是适合“陌生人社会”的,偏向个体;而后者是适合“熟人社会”的,偏向家庭。

中国人浸染“耻”文化已久,一旦进入“陌生人社会”后,也就意味着从熟悉的他者的注视中脱离了出来,他者对个人的控制就越发的弱了。于是,个人往往会如同脱缰之野马,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受法律压力、道德压力,从而更容易出现诉诸暴力的问题解决手段,甚至由于有些人在“熟人社会”中压抑太久,导致到了“陌生人社会”关系就肆意地爆发出来,做出极端事件来。

这个社会转型说里社会文化原因,有没有几分道理呢?笔者专门分析过几起“报复社会”的极端案例,发现那些个人恐怖主义者基本指向陌生人群的,即素不相识的路人,随机性非常大,确实可以印证这个观点。这些人心理深处或多或少残留着“熟人社会”的“罪”文化痕迹,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屠刀砍向熟人的话,他明白其家人会被一帮熟人戳穿脊梁骨的。

三、社会负面情绪积累。

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原因,导致我们的民众充满被剥夺感、不信任感和不公正感,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感觉,又没有合适的宣泄出口,导致社会负面情绪一直在积累的状态之中。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深刻地感到社会不公?其实在生活中就能够感受得真真切切,恨是那么直接、那么无力感:

当父母为了你的一个名校名额彻夜排长队,最后却眼睁睁地看着有关系的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校门的时候,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字:恨。

当你家里人急需要住院,你在排队等待住院名额的时候,那些有点权力的人却因为一点小病被安排进了特护病房,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字:恨。

当你的家人被欺负、殴打,甚至强暴的时候,你本以为法律会严惩那些罪犯,但他们却挥动着怀里一沓沓钞票奸佞地朝你笑,或者纯属拼爹,我爹是谁谁谁,你能把我怎么样,最终潇潇洒洒地回家,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字:恨。

当所有本该属于你的利益无端地被他人强占,当所有本该受到惩罚的人却逍遥法外,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字:恨。

自古多恨空余恨,我们多情于制度的公平,然而恰恰制度没有给我们公平,产生一种深深剥夺感,此恨绵绵无绝期,累积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报复社会的戾气。

特别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在1949年提出的一个社会心理现象:在一个社会特别是处于转型斯的社会,因为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让弱势群体很容易通过比较产生一种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被他人剥夺的感觉,当有这种心理的人在一个社会中占到一定比例而得不到疏导和解决,就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强烈不满,甚至会发生反社会的行为,甚至可能危害社会的稳定。

正因为如此,不乏有识之士,作出如下真知灼见: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和素质和道德无关,只与社会的制度是否公平,社会上升通道是否通畅,各群体能否在法律框架下合理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关。笔者是非常支持这个见解的。

四、社会缺乏共情共识。

杜尔凯姆在其著作《自杀论》,依据统计得出相关性结论:对自杀更宽容的社会,自杀率更高;对自杀持严厉批评的社会(如天主教国家),自杀率会更低,即使后一个社会中的个体生活更痛苦。

同样,在一个公众普遍同情以暴力谋求公正的社会中,行动者更容易付诸行动,因为道德压力更低,民国施剑翘历经十年仍要刺杀孙传芳,因为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她的诉求合情合理,如果不是这样,在十年的挫折中,她也许已经放弃了。我们很多人确实可以坚持不放弃杀戮,但根本无法坚持“绳之以法”的韧性。“以暴制暴”,看似有力量,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困境,是一种最无奈的力量,大家既然都认可施剑翘的诉求,为何不一起推动社会法治的建设?

可悲的是,直到现在,我们社会甚至比“以暴制暴”更倒退了,我做不到“以暴制暴”,那我杀几个比更弱的人,来向社会强权示威!更为可悲的是,我们社会对这些暴力性公共事件,不先谴责行动者,而是谴责他的环境对他制造了多少不公,这样难道有益于减少类似的犯罪?

我们的媒体面对各类报复社会的极端事件,并不急着谴责其暴行,而是热衷于寻找社会原因,甚至引导人们去寻找种种同情的原因。哦,原来这个人有这样的社会戾气,是情有可原的。

没有宣泄的渠道,没有解决的办法,再加上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我认为是这个社会当前,暴戾之气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们根本没有“共情”,共同去指责这种暴行,甚至连“冤有头,债有主”的共情都没有达到,遑论建立一种用制度来“惩恶扬善”社会规则的共情。

说完“共情”,接下来说“共识”。

中国经济已经世界第二了,但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刚迈入现代社会大门的小学生,对大众总体而言,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新价值观,所有审美都是新的审美,大众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视为理所当作,特别是现在很多人是独生子女,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比较自私的,远远没有学会理解、宽容,遑论进一步去尊重其他迥异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

这种不宽容、拒绝理解,在各类网络撕逼事件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事实上,我们有不少人根本是嫉恶如仇,而是看不得别人好。

记得在《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的后记里,梁漱溟先生提到了一个观点,人类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即:先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诚然,中国社会物质匮乏的情况已经大有改观,毕竟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目前最为严峻的问题还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制度问题,如何去建一个公平的社会。当然世界无论怎么变,如果处理好人和自己内心之间问题是更为关键的,最高层次的,这并不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问题,而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共识的问题。

虽然笔者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好的,但在迈向佳境的道路还很漫长。

以上四方面,足以看到了,我们社会离文明社会有很长的距离。

 

社会越文明,道德束缚和规则约束就越多,人们身上的戾气就越难发挥出来,这样,人的表面看上去就“温和”起来了——虽然有些人天生的戾气依然存在的,但是好的制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能够让恶人无法作恶,至少不能肆意地作恶。就像公正的法律就好比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不单单在制止暴力,也在于预防暴力,在于使大众相信诉诸法律永远强于诉诸自己的拳头和铁棍。

 

结语

必须坚定“这个世界会变好”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用满满的正能量去战胜自身满满的负能量。既然大家都知道社会存在问题,问题是用来解决的,光喊构建和谐社会没用,光说美丽中国梦也没有用,必须拿出行动,推动我们社会的文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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