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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字发条——贾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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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1%的家庭占全国1/3财产——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不是社会制度,而是权力配置  

2016-01-14 23:36:28|  分类: 文化直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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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权力配置

贾也:1的家庭占全国1/3财产——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不是社会制度,而是权力配置 - 贾也 - 码字发条——贾也的博客

  

导语:1%的家庭占全国1/3财产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此外,从教育机会到医疗保障,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整体呈现扩大趋势。

如何客观地认识社会的不平等?不妨由笔者理性地深入地科普一番。一家之言,一时之见,仅供参考。

 

 

一、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追溯

说起社会不平等,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话题。

先站在中国历史层面来看,中国先贤们论述过,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说“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中国的先人揭竿而起,进行反抗社会不平等压迫的种种努力,从陈胜“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开始,到老毛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场承续一场,新血覆盖旧血,走马灯式地主导着中国朝代的更替,但是中国社会却一直没有走出这个怪圈,最终也不过完成了新的不平等的更替,那绝对是作华丽丽的血书写的中国历史。

再站在世界历史层面而来看,几百年前卢梭《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除了论,如何解决却无从下手,苦于无策,然而全世界都在努力地消灭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从法国大革命,到德国纳粹,再到苏联共产……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纷纷作了人类的乌托邦,带来了却是社会更大的不公平,甚至人类文明的灾难,无非就是一个个新“太平天国”罢了,迄今为止,人类依然没有答案,今天的社会依然普通地存在着不公平。

这就是人类追求社会平等最简明的历史。

回到当下之中国,那是要从1949年说起。

1949年,那个人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大家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一厢情愿地认为一个平等的社会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如同我们一直被这样教育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最平等的、我们的民主是最真实、我们的法律是最公正的……当然,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彻底地消除了贫富两极分化。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建国后近三十的“毛时代”,人们饱尝物质匮乏和意识形态瞎折腾的双重苦难,中国社会陷入到濒临破产的边缘。

穷则思变。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展被另一个人陈述为“一个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于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否定了先前的“平均主义”教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成为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官方宣传立场。在这个语境中,不平等被建构成经济发展策略,是必将伴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

这个人提出了这种发展理论,带着某种功利性的,就是要用发展来证明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自然就被设定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当然,这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警告道:“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也就是说:改革是以消除社会匮乏为目标的,而贫富二极分化是为达到这个目标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改革初期,这种“发展”理论有着广泛认同的社会基础——在饱受贫困痛苦的普通老百姓看来,物质匮乏与社会不公两害相权,心理天平很容易倒向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看在了“发展”的面子上,容忍了社会不公平,大家都觉得似乎有所取舍,有舍才有得。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仓廪足而知礼仪”,人们渐渐意识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期间也曾爆发了一场令人痛惜的社会事件。当然,人们还是笃定发展才是中国的出路,并没有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作了相应的努力,甚至进一步恶化社会的不公平。

时间永不停滞,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发展开始出现乏力,社会也就失去了用 “发展”来舒缓人们对社会不平等压力的功效,人们容忍程度越来越小,甚至认为正是社会不平等才让他们无法充分地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民众开始零零星星地反抗起来,而为了维护发展的大局稳定,国家也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维稳。

这大概就是人们从容忍到难以容忍社会不平等心迹变迁史。

 

二、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探析

中国社会不平等到怎么样的程度呢?

据北大报告: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家庭财产收入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此外,从教育机会到医疗保障,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整体呈现扩大趋势,差异明显。

这样的报告,不得不让人反思改革到底为了什么?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

记得1992年初,那个人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面对这份报告,显然当今之中国已经背离了改革的初衷,违反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其实,我们这种制度能不能达成社会公平一直是个未知之谜。在笔者看来,导致社会不公的根本就不是社会制度的原因,而是权力配置的问题。

马克思曾预言无产阶级在执政之后,社会将趋向于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即一个消除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践却与马克思的预言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原因很简单,新阶级通过分配国民收入、规定工资、指导经济发展方向、支配收归国有的其它方面的财产的一种专门的权力和党的垄断权为自己谋取特权,也就是说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恰恰印证伏尔泰所言:“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红光满面地走向罪恶。”

今天新华社发文烧脑来解答“你买汽油的钱怎么花的”。此文揭示:对于中国而言,40美元是为“地板价”,原因是油价在40美元时,中国买汽油的话,不含税的油价与税费已无限接近,低于40美元也就意味着税费高于物价了。那么,如此高额的税费用在哪里?按财政部的解释,成品油消费一般纳入公共预算统筹安排,重点用于支持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节约能源、鼓励新能源发展。

问题是,国家收钱又何止于汽油,小至香烟大至房子,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工资,也收走了很大一部分。钱是收走了,借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口号,收走了我们很大一部分,进行所谓的“社会二次分配”,但又是谁来分配?又分配给了谁?

那就要看谁有切蛋糕的权力了,而恰恰那些切蛋糕的人,往往优先定制好自己美好的生活。与此同时,打着为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的口号,他们又垄断了国计民生的行业,比如医院、学校、能源、通信、电力等等。

如此一来,权力就变成了硬通货,拥有权力的人完全可以这么做:一是利用权力制定不公平的分配政策(最明显的就按官职涨工资、住房补贴及车补等);二是利用权力侵占国有资源,并将其私有化;三是利用权力大肆收受贿赂;四是政商结合扶植自己的红顶商人,通过资本盟友,实现权力的变现;五是利用权力网络的商企高管,退休或辞职参与经营管理。

久而久之,我们的社会就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官商勾结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官商”垄断整个国家经济命脉;二“官商”导致市场竞争不公;三“官商”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四“官商”巩固了权贵集团的地位,五“官商”导致出现一种类似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最后就加剧社会更加不平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说到这里,答案似乎问题非常清楚,社会的不平等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等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权力的配置。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不平等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导致的,由于政府治理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公司效率低下、政府监守自盗等等,这都导致了社会不平等,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市场经济,一切平等都免谈。”

正因为如此,他给出这么一个结论: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不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而是“21世纪的政治”。

对此,笔者持赞同态度。

 

三、社会不平等的生存体验

虽然一个公正的政府治理下,社会中的差别都将始终存在,但是一个公正的政府就是要努力减轻人们对社会不公平生存体验。

现代化国家作为一个机构,无非提供四个社会支柱性产品——教育、住房、养老、医疗,这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社会服务产品——这被概括为社会保障体系,也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政府最主要的公共支出。

现在,所有社会不平等现象都是由于这四项公共资源的分配导致的社会矛盾,换句话说,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必然要求政府的公共职能来提供这四项服务的支出,让社会达到一种“幼有所教,家有所住,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理想状态。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充分保障这些产品,人们社会不平等的感觉会减轻很多。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当然是以北欧几个国家为代表的,所以,这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是更接近于人类描述的社会主义本质的。

然而,在中国在目前阶段,恰恰将四个领域视为生财之道的产业,试图从中获取巨大收益,无疑将人们的生活推到了非常被动的苦难之境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天攘攘皆为利往”。中国人争来争去,争得头破血流,其实就是争这些由公共支出的社会服务产品——好的学校、好的住房、好的养老、好的医院……那么,如何有效获取这些社会保障产品呢?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获得权力,如果没有权力的话,那就通过金钱来购买或贿赂权力去获得这些产品。

这就导致中国出现了两个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一是“金钱至上”,人们认同社会的“丛林法则”,不择手段地让自己变得有钱,想通过有钱就来买到这一切。二是“权力至上”,导致大家都想着冲进体制内,成为一个拥有权力的人,有权就能够享受到这一切。

正因为这两种社会心理,我们恨贪官,又拼命地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不利的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地位,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该反思的。其实,反思起来,也并不邪恶,就是想得到更好的社会服务产品罢了。

所以,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资源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完完全全的“利出一孔”,整个社会“权力至上”和“金钱至上”,是制度使然。

最近,俞可平先生发表了《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一文,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的愚昧、剥削、压迫、专制、好战、不平等,为的是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文明、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当代的资本主义,同样应当怀抱这样一种崇高的理想。

俞可平的情怀固然可佩,但其开出的方子却是迂腐至极。此路是否能通向理想社会呢?反正笔者认为若未处理好权力配置和制约的问题,一切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诚然,中国社会发展至今,进步了不少,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意识到权力恶性膨胀的程度,这正是笔者认为这是最好的时代(当然,也是最坏的时代)的根据,但无疑中国社会已处在非常危险边缘了,而且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社会正在向良性方向转型,特别是现在中国进入资本化和融资化的时代后,社会将更加不平等,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权贵们圈钱的国家赌场,这就是特色发展模式的必然后果。特别是边远地区,很多人以为经济增长了社会就会自然产生平等……我认为这是另一个中国梦,因为,在弱肉强食般的国度,狮子永远不会放弃羔羊,选择去吃牧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仍然是农民不如农民工,农民工不如普通城里户口者,这种全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一直都没有改变——这似乎已经给出了不解的答案。

 

结语

权力,权力,权力,谁得到了权力,谁就成为食物链顶端的狮子,而成为狮子之后,它们自然而然地视这块草原为自己的禁脔的,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客,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说,不平等的原因不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而是“21世纪的政治”,对于中国而言,把权力关进笼子,也就是意味着将狮子关进笼子,除此一切皆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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