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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字发条——贾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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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制度创新的出路在于技术创新  

2015-11-02 23:21:24|  分类: 无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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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在人事壁垒与路径依赖下的制度创新

贾也:制度创新的出路在于技术创新 - 贾也 - 码字发条——贾也的博客

  

导语:“十三五”展望——抓住全面创新的牛鼻子

创新已然成为年度热词,俨然变成社会风尚,就拿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全面创新。

“四大创新”掐头去尾,主体就是制度和技术两大创新。不妨借此篇,广征博引,深入地谈一下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制度创新有两大拦虎路在前:即人事壁垒——利益格局和制度隋性——路径依赖,想真正做到制度创新,可谓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希望只在于技术创新了。

 

一、制度创新与人事壁垒

制度一旦创设,相应会产生人事。

众所周知,制度和人事紧密相联:有制度就有人事,有人事就有格局;有格局就有壁垒,最终导致人事绑架制度可以这么说,制度创新最大障碍并非是制度本身,毕竟制度是死的,而是恰恰制度所衍生的一系列人与事。人事才是活的,才会形成一股阻挠制度创新的顽固力量。这股力量就是大家熟悉的既得利益集团。

关于制度的讨论,国学宗师钱穆在其《中国历史政治得失》一书有明确表述。他指出政治应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二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相对人事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因此,讲制度就撇不开人事,毕竟制度就是一条条的条文,而且往往因人因事而发生变动。

当然,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制度供给在一定时期可能会适应那个时代的社会需求,但过了某个时间节点,就可能不适应了,但制度无论好坏,也无论新旧,都会生衍生出庞大的人事,即诞生利益格局。在这个利益格局之下,即使是人浮于事了,出于利益的维护,也会与改革力量展开利益博弈。

就像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创设的计生制度,刚开始是因时制宜,有效遏制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此一时彼一时,到本世纪初就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问题是,一旦制度创设后,就会形成了人事壁垒,计生制度也不例外——即计生官员及计生工作:从人的角度而言,计生部门可以解决一批人的官帽子;从事的角度而言,通过这个制度可以征收社会抚养费。正因为利益格局已形成,才会阻挠人口政策做出及时调整或者创新,从“只许生一胎”创新为“鼓励一胎,允许两胎,禁止多胎”。这也正可以诠释为何“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的症结。

就制度本身而言,究其本质,就是个游戏规则,无论创设或者革新,人们总试图努力地让规则完善和公正,但是,新的规则总是在之前的秩序和格局中诞生的,也因此受到之前的格局和利益群体的影响。这是一种路径依赖,之前的社会制度总会对之后的规则产生扭曲和渗透。因此,社会改革看上去总是更美好、更和平、成本更低,但是,之前的利益格局中的强势的利益集团的贪婪和阻挠,却往往使得改革变得道路曲折甚至举步维艰。

制度创新乏力之后,最终只有诉诸革命道路,就像清末新政,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已经形成了改革共识,但是改革力量无法突破利益格局所形成的“人事壁垒”。但是,革命却是最不经济的,又往往以暴力的方式,从更弱势但一定更多数的群体中爆发。这种推倒重来,谁又能防止周而复始,陷入同样的窠臼?最终变成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革命闹剧。

事实上也是如此,改革和革命,不仅困扰了世界,而且也是困扰了中国,尤其是中国告别封建帝制的一百多年近现代历史:前五十年被革命所破坏,生灵涂炭;后五十年改革每每被阻挠和扭曲,左右摇摆。这和言路阻塞,社会各阶层族群缺少对等的充分的沟通有关,也和之前的格局中强力的利益集团的傲慢和把持有关。这种改革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其实与制度关系不大,制度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最重要的是,制度能够衍生出来一个利益格局,即人事壁垒。这一点从法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著作也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要想保证制度具有创新能力,应该从制度创设上就必须考虑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特别在社会分配方面,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有资源分配权的人不应该有优先选择权,这就好比在分一块蛋糕,切蛋糕的人应该最后一个拿。自己先切,一刀下去,总想切到最大的一块。需要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没有利益格局的形成,就不会衍生人事壁垒。

 

二、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

制度创新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供给,正统经济理论的三大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偏好,而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列为第四大柱石,而且有意将之列为头等要素。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将西方的崛起归结于制度。认为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早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英国无论在现代财政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层面都已经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扫除种种的障碍。诺斯的解读,也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印证,在希克斯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本质上不是技术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为工业革命时期那些技术其实早已经出现,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现代证券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之后,技术才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力。

许多国家崛起,归根结底是制度的创新,可谓“制度一新,样样变新”。确实如此,这好比许多人拿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似乎也可以证明诺斯的观点,日本的崛起归结于制度创新。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进行制度改革呢?究其原因,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并非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可以这么说,中国传统制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是符合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需求的,也创造出其制度带来的文明。

当然这制度带来的文明是农耕文明。正是这种制度保证,才使得中国达到了超稳定状态,尽管二千年间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能自我调适,并且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因此,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之后,重新恢复社会稳定与繁荣。相比于西方而言,至少在17世纪以前,中国制度具有世界领先的一面,也就是说,中国制度在17世纪以前,享受到制度创新带来的福利长达了两千年之久。即使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这种制度中的科举制度与官僚制度,与现代政府高度相似,其实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应该属于中国伟大的制度遗产。正因为这种传统制度使中国达到长达数千年的稳定状态,产生了一种严重的路径依赖,即制度隋性。

如此一来,由制度产生的人事壁垒和路径依赖,才使中国很难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关于这一点论述在高华《革命年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有所表述。

从历史大视野和制度大解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清中国开始走向没落原因不是我们退步,而是西方比我们跑得更快了,追了上来。跑的快的原因是他们制度的创新,激发了人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点,建国初期我们搞社会主义,依赖于苏联路径,追求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比晚清还要限制人的积极性,所以搞得一塌糊涂,搞出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数以千万计的人,而且越搞越烂,越烂就越反动,所以文化大革命就在所难免,这一切将中国社会拖入到崩溃的边缘。直到改革开放,始有制度创新的气息,这才激发了人的积极性,所以我们经济就起来了。

 

三、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

现在我们国家大谈创新,创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当然谈得最多的,自然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这里笔者有必要进行科普一下这两个创新概念——其实都源于西方的经济学概念。

“创新理论”是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最早提出的,但是靠什么来创新呢?是技术创新重要一点呢,还是制度创新重要一点呢?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诞生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一派是技术决定论,以凡勃仑、阿里斯为代表;一派是制度决定论,以诺斯的托马斯为代表。这两派各执一词,展开激烈辩论,热烈程度和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如出一辙。

当然,史上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撕逼,历来都是伪命题,就相当于左手跟右手互搏。其实,只要稍放宽视眼一下,去了解这两者关系并不是难事,套用一下马克思观点即可洞穿两者关系:制度相当于生产关系,而技术相当于生产力。马克思观点不仅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巨大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时,它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态时,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制度与技术两者相协,则共同进步;两者不协,那就互为损耗,乃至引发社会革命。

纵观科技史,在旧制度与新技术的碰撞中,制度的藩篱很难承受技术的冲击,最终往往是以技术带动制度的变革而收场。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才是推动制度创新的原动力,这一点又恰恰符合马克思的论述。笔者讲述这一观点,并不说明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部分认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罢了。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决策者们在论述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时,有意避开马克思提出的、现成的观点,在绕远路取远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诚如钱穆所言,政治要分“制度”和“人事”两方面来讲的,就目前中国政治现状而言,无论是制度还是人事都成了技术创新的障碍了,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制度先决论”甚嚣尘上。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过去确实存在过深刻的教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多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新兴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运动,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制定科学技术研究计划,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开发新技术和组织新产品试制生产问题上,而没有在创造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的潜力、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上下功夫。当出现了科研成果向生产转移的速度过慢、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等老大难问题时,也不从克服企业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缺陷着眼去解决体制和政策问题,而是希图通过‘提高创新意识’……等措施直接干预技术开发的进程,结果往往劳而无功。”

吴敬琏提出的“制度重于技术”,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制度供给跟不上社会需求,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障碍。其实,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而这种制度创新获得初步成功后给予技术创新动力,如今技术创新获得了一定成功,又在促使制度创新,初步形成了一定相互促成良性关系。但如今改革开放已30多年,又形成了新的人事壁垒和路径依赖,如何破局又成为制度创新的瓶颈了。

总结近现代以来,人类三次科技革命足以说明问题:第一次是工业革命或产业改革,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主要标志;第二次是电力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第三次是信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前二次,中国正艰难地向现代化转型,制度创新没有跟上,丧失了技术创新的契机,中国社会也就失去了步入现代化的机会。目前第三次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刚好融入其中,应该大有可为,是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契机。

值得期待的是,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作为后起之秀,成绩还是相当喜人。笔者深信:只要中国能积极融入到技术创新之中,最终也将促成制度创新,举个小例子而言,就像打车软件打破了长期以来出租车行业的垄断状态,降低了司机空驶率和碳排放量,通过互联网评价机制有效改善司机服务;缓解城市打车难等等,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有目共睹。这也是技术创新带来的制度创新。

诚然,新的人事壁垒和路径依赖使得中国做到制度创新不能一蹴而就,但技术创新却为中国制度创新提供一种无限可能,而这种可能才中国社会最大的利好,往往会会引导甚至倒逼制度创新去为技术创新开辟发力的空间,这就涉及制度空间的如何拓宽、政策盒子的如何打开等等一系列制度创新。

 

结语

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究其本质,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只要有一方面有创新,就会引来另一方面的互动,我们不妨乐观其成。

贾也个人微信号:jiaye6108

公众微信号:meiriguan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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