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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反腐历史观与现实观,阳光法案何时阳光  

2015-11-18 00:15:40|  分类: 无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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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反腐历史观与现实观,阳光法案何时阳光

 贾也:反腐历史观与现实观,阳光法案何时阳光 - 贾也 - 码字发条——贾也的博客 

导语:宁得罪个别人,不得罪十亿人

近来在纪念胡耀,说他反腐宁得罪个别人,不得罪十亿人。习近平主席也一再强调:反腐没有休止符,我们将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伤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反腐需要利器,利器到底是什么?让历史照进现实,“宁得罪个别人,不得罪十亿人”,就应该让“阳光法案”来到阳光之下。

 

一、两个历史故事

先讲两个大家耳熟能详反腐故事,一个是朱元璋领衔的皇权反腐,一个纳粹党领衔的是党内反腐,目的呢,就是想以史为鉴,让历史照进现实。

1、朱元璋反腐

朱元璋出身贫苦,苦大仇深,开有明一代,以猛治国,铁腕反腐,对腐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他说:“官非真儒,吏皆奸吏”,意思是说,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既然有如此认识,对贪官下手就毫不手软,你贪污60两银子,就采取“剥皮楦草”,格杀勿论。

“剥皮楦草”就是把稻草装满人皮做的袋子以示众,这个词汇源于佛教传说,是地狱当中对罪大恶极的灵魂施行的酷刑。不仅如此,反腐还讲究株连的,只要你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那绝对要一查到底的,就是朱元璋的亲属和一起打天下的公侯大臣也毫不例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据《明史》记载,为维护律法的公正,朱元璋甚至将触犯法律的驸马欧阳伦赐死。

当然,在制度建设方面,朱元璋也是可圈可点的。他订《大明律》,编《大诰》,对惩治腐败做出详细规定,并严厉实行之。他亲自参与主持的《大明律》中将《受赃》专门设为一篇,其中详尽规定了对于腐败的惩罚,为他以后的铁腕反腐奠定了基础。同时,朱元璋下令将《大诰》等其他多种司法教材发倒每个家庭中去,而且规定官府执法时凡是家里藏有《大诰》的,就可罪减一等,反之,要罪加一等。

朱元璋开展雷厉风行的肃贪运动,历时之久、措施之严、手段之狠、刑罚之酷、杀人之多,为几千年封建历史所罕见,朱元璋垂拱平章31年,杀了贪官15万人。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官员腐败的情况,确实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也出现了“洪武之治”的局面。

但是,这种效果并没有持续下去,远未达到彻底清除腐败的根本目的,而且有明一代,也未能逃出吏治腐败的结局,甚至可以这么说,明朝贪官在二十四史中绝对是排得上号的,出现了严嵩、刘瑾这样的超级巨贪,明朝亡国吏治腐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朱元璋反腐,就是皇权反腐,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反腐。

首先从动论而言,朱元璋一系列运动式反腐的根本原因,目的并非为了政治清明,而是加强皇帝权威和巩固皇权统治,从而保证他和他的朱家继承人能够千秋万代,世袭罔替。正因为如此,他的反腐无非就是加强皇权,朱元璋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集权的皇帝,他索性连宰相都不要,大小事务都由他来亲自处理,但中央政府可以不要宰相,下面层层官府办事,没有官员也不行,不然成什么官府?一个皇帝权力之所及,能够管住中央政府已经谢天谢地了,何况偌大一个中华帝国。

其次,从手段而言,又是典型的人治。虽然朱元璋是搞了相当多的条令律法,甚至明代律法几乎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法律的巅峰之作了,其中用来对付贪官的刑法,可谓是五花八门,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又跳不出人治的窠臼。可悲的是,朱元璋主导的反腐机构,最终演变成皇帝的特务组织,即大家熟悉锦衣卫。皇帝反腐变成与整个官僚机构斗争的工具,锦衣卫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

 

2、纳粹党反腐

不论是希特勒还是他的纳粹党,对腐败危害的认识都是清醒的。想当年,他们正是靠“反腐”起的家,因不断夸大并抨击魏玛共和国的腐败,希特勒才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但是,权力到手之后,就以另一面目示人,迅速解散议会,取缔反对党,剥夺司法独立权,并将所有媒体攥在手中,此外,为钳制众口,还大量招募秘密警察,人们根本不敢说一句不的。经过几年之后,人们渐渐地发现:纳粹党的腐败相比以往,是有过而不及的。

德国纳粹党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严重影响到了战争进程,甚至影响纳粹在德国的统治,希特勒便在1942年掀起声势浩大的廉政风暴。在321日,他放出狠话说:“不管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一定严惩不贷,绝对不姑息。”1个月之后,希特勒再度放出狠话,要将腐败者“从国家机关无情地驱逐出去,不管是谁,也不管他有多大权力。”德国人民闻之,无不热泪盈眶,认为这是“反对任何形式的腐败和渎职行为的不留情面的斗争动员。”

恰逢其时,纳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省省级干部亚诺夫斯基腐败案东窗事发,会不会“打死苍蝇,放走老虎”?人们都拭目以待,结果党卫队首领,盖世太保总管希姆莱拍案而起,为主“对罪犯予以无情的严惩”,1215日,亚诺夫斯基被处决。大家都认为纳粹党反腐动了真格。

殊不知,就半年时间风向陡转。19431月,柏林食品批发商内特林被捕。据查明,他多年来在没有食品许可证前提下,私自向高官提供管制食品,受惠者有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等四名部长,以及“北海枭雄”之称的海军元帅雷德尔等四名元帅。

柏林警察局将该案报告给“纳粹喉舌”戈培尔。在日记中,戈培尔如此写道:“腐败如此严重,长此以往必然要危害战争的进程。”他决定,向希特勒报告此案。

戈培尔原以为,希特勒肯定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的。然而,他大错特错了,希特勒看到了这么多“老虎”赫赫在列,在“相当震惊”之余,立刻告诫戈培尔“不要大惊小怪”,要维护“国家利益”为重。最终,只有内特林被关进监狱,并不久后上吊自杀,事情就这么算不了而了之了。

其实,希特勒的表现并不奇怪,在发表反腐宣言后不到半年,作为纳粹党的党魁,他想着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就命令党内法庭不应当“根据正式法律的观点,而是应当遵照党的运动的政治需求”,亚诺夫斯基被枪毙,不是因为他贪得太多了,而是因为他“不是自己人”,希特勒特别保证:这种事(枪毙贪污犯)不会在高级干部身上出现。

希特勒想通过党内法庭来实现纳粹党的反腐,其实无异于自掘坟墓。不是希特勒不想反腐,问题是,哪个纳粹官员不腐?即使他那个两个最忠诚的战友,宣传部长戈培尔和盖世太保总管希姆莱都是腐败分子,利用自己手中权力大搞权钱交易,即使是希特勒本人,说白了,正是纳粹党中最大的贪污犯,他的基金会每年收到德国富商7亿马克的献金。因此,有人才评价,纳粹德国已陷入“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悖论之中。

纳粹德国就是一个彻底破坏了法律、规则、文化与传统的奇葩国家,由于无法体现民意,所以呢,各级权力来源均不合法,只能靠行贿来维持。表面看,希特勒大权独揽,可大家服从他,仅仅是因为他允许大家贪污,如果他厉行反腐,砸了大家的饭碗,他的位置立刻动摇,希特勒主导的廉政风暴,只能限定于党内反腐,应付一下舆情,真的要动真格,那第三帝国根本不需要美、苏等盟国来攻打了,完全可能自我瓦解。

一个皇权反腐,一个是党内反腐,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反腐要么人亡政息,要么就是虎头蛇尾,最终都是渐行渐远渐无声的结局。

 

二、一个终端手段

历史使人明鉴,讲完两个故事,就回到当下。近几年来,网络间确实有“逢中必喷”的倾向,但与此相为呼应恰是,执政党内弥漫着“逢西必抵”的思维定式:西方怎么讲,我们就偏偏不能怎么讲;西方用什么词,我们就偏偏不能用什么词,这样才能显得我们与西方不一样。就像如何反腐,其它国家都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但是由于我们限于制度的原因,抱着原旨主义的态度,采取无条件地反对,甚至因为反对而反对。

但是现实又是呈现出另外一面:中国与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已高度融合一体,政治层面不用说了,今年特别火热,习主席到欧美访问,欧美元首到中国访问,已然形成一种互访机制,对于世界性的首脑会议,中国也是频频高调亮相的,习主席参加完G20,又马不停蹄出席APEC会议。经济层面也是一片火热,中国的产品出口到西方国家,西方的商品也来到我们中国,大家互通有无,共享便利。对于西方的商品,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领导干部都是十分欢迎的。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难道拒绝几个词语,就能够抵制西方“和平演变”了,这是不是有点掩耳盗铃了?其实,如果能够真正地“与时俱进”,演变不演变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也不是核心问题,无非就是让中国如何融入到全球化当中去。如果是执政党主导的,所谓的演变,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完全成为改革的代名词。

放眼寰球,一般正常国家很少搞运动式反腐的,因为人家已经建立起制度反腐的机制了,制度一直在那里默默起作用,从来不会人亡政息的,从来不会此消彼长。那么,到底是什么制度呢?概而言之:议会财政、司法独立、官员财产公示、新闻言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等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证,腐败自然就减少99%制度好比土壤,如果反腐,不去改变长草的土壤,那就是徒徒地“割韭菜”行为:今天割,明天继续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现在我们中国在强力反腐,执政党治下的全国各省市已经全覆盖了,作为一个执政党,能抱着“打铁还须自身硬”的方式来反腐,确实是难能可贵。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反腐依然停留在党内反腐的阶段,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权力体系中进行的,缺乏权力的相互制约、司法独立审判和舆论的正常监督。这样的反腐,事实上难以做到自我净化,很容易导致自我污浊。历史证明,反腐可歌,打虎可颂,但是没有制度反腐,再感天动地的努力,也避免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腐败周期性,而且很容易被民众认为是权争的伎俩。

虽然现在已启动政治改革,但是议会财政、司法独立、权力制约等等,需要制度的重新设计,可能涉及到制度之争,不可能一蹴而就,是需要假以时间的。比如司法独立,但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党委组织部管着法院的人事任免,政府行政部门管着司法系统的资金,上级法院掌管着案件的审核。一个案件三方都可能要来伸手,难免出现以权压法的现象,怎么可能做到司法公正?可见,司法改革路漫漫兮其修远矣!既然如此,不如务实一点,官员财产公示是不涉及制度之争的,是可以完全立即付诸实施的。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之为“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早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一种卓有成效的反腐举措,全世界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在这些国家,将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资产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民众直观到官员从政前后的财产变化,从而使内部监督变为群众监督,真正实现当官和发财应当两条道。

目前,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有财产申报制度,但只限定于党内申报,而没有向社会公示。众所周知,财产党内申报,内部监督力量非常有限,无法跳出权力反腐的窠臼;而向社会公示,就是接受社会监督,就能够揭起全民反腐的热潮,形成一种很好的制度。“财产党内申报”与“财产社会公示”,虽是一步之遥,但若一直停滞在内部申报,不想从自我封闭的权力体系中跳出来,原步踏步走的话,那么“一步之遥”就是“十万八千里”,就无法知道猴年马月能实现质的一步。

说句实在话,现在官员财产公示,不是没有,其实也不乏其数的。在哪里呢?贪官落马就是一种变异的官员财产公示。只不过,一看他们贪腐的数额,战果累累,触目惊心,几千万、几亿乃至几百亿的,都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堪称古今中外罕见的贪腐大国,确实考验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是变异的官员财产公示,太需要正常的官员财产公示来正正人们的“三观”了。

就现在的社会舆论而言,官员财产公示和反腐密切相关已成社会共识,相关舆论也已现共鸣效应,能不能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并不是可行不可行的问题,渐渐地变成敢不敢的问题。中央反复在提制度反腐提速,笔者看来,提一下官员财产公示的速度先。

 

结语

腐败与权力一体共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反腐难,就难在实乃社会工程,需要系统性地制约好权力这只怪物,只有制约好权力这只怪物,才将把整个民族带出功利主义的泥潭,实现人文品质的大幅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腐是一场民族灵魂救赎行动。

正因为是灵魂的救赎,那首先就要有面对阳光的勇气。

 

贾也个人微信号:jiaye6108

公众微信号:meiriguan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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